宋朝最会写诗的皇帝杜绝了万千冤假错案

　　或许很少有人会想到，这家喻户晓的两句诗，其来源《劝学诗》居然是一名皇帝所作。历史的皇帝里，擅写词出名的南唐后主李煜，纵然一首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红遍大江南北，自个儿仍落个国破被俘的结局。

　　而这首《劝学诗》的皇帝作者，不但是个有才的“文学爱好者”，而且还有着不一般的政治手腕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北宋政治上光风霁月，经济上繁荣发展，社会治安也很太平，史称“咸平之治”。这位皇帝就是北宋宋真宗赵恒。

　　在偌大的大宋朝，舞文弄墨的皇帝没有几个，即便是有也没赵恒这样有才的，即便是有他这样有才的也基本“业务能力”不咋样。譬如宋徽宗赵佶，看过《水浒传》都了解这位皇帝，极其有艺术天赋，政治上却宠信奸佞，甚至元朝有宰相曾评价宋徽宗“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耳”。但宋真宗赵恒却像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不仅文学天赋好，超级会写诗，还有过人的政治才能，凭着实力将北宋带入繁荣盛世。

　　提到繁荣盛世这事儿，就不得不说起他的司法改革。自古以来，历朝历代的冤假错案都少不了，哪怕明君在位、包青天断案，冤假错案都没法杜绝。但这位皇帝在位，凭借着过人的政治才能和手腕，还真的做到了大大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，甚至杜绝了万千冤假错案的可能。

　　回顾一些经典历史剧，比如《包青天》《大宋提刑官》等颂扬清官断案的故事，基本历史背景都定位在宋朝。别的朝代当然也不是没有，只是相比起来，宋朝的“环境”更有利于塑造和培养“清官”。究其原因，这和宋朝的司法制度有着极密切的联系，而提到大宋朝完善的司法制度体系，就不得不从“废除严刑苛法，谨慎用刑”的宋真宗赵恒说起。

　　在历史上，许多铁腕统治者都爱任用酷吏，比如明朝时有名的酷吏陈瑛非常受皇帝朱棣器重，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史料这样记载的：“瑛受帝宠任，益务深刻。”的确，从统治阶级角度看，酷吏的“屈打成招”确实能给官员断案“省不少事儿”，只要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，对于严刑逼供这类事儿，很多皇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宋真宗赵恒这个人，偏偏不喜欢酷吏，他认为“屈打成招”是件很不道德的事儿，在位期间始终致力于“反腐倡廉”，而且还非常努力的践行到底。

　　首先，由于他个人非常厌恶“严刑逼供，滥用酷刑”，所以刚上位不久，宋真宗赵恒就下诏废除“断截手足、钩背烙身”等残酷刑罚，此外对军中出现“体罚”的现象也加以严厉批评。在他的号召下，严刑酷吏大大减少，官员断案的方式从“暴力”朝着“理性”的方式转变，百姓即便受屈蒙冤被无辜牵连，也会不久后重获清白，如此，冤案、错案所发生的几率就大大减少。

　　同时呢，宋真宗还在司法官员改革方面加以完善，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，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，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、刑罚、监狱进行监察。在当时司法体系制度并不完善的环境下，真宗尽可能地做了完善和整改，这样不但“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”，而且机构还有权利查询复审。假如初审有疑，提点刑狱司还有权向朝廷提出“复议”，甚至可以对该官员进行弹劾。一定程度上，“刑狱司”的设立起到良好地监督效果，还很大程度上助力了“反腐倡廉”。

　　更有趣的是，执政期间，宋真宗本人非常“亲民”，经常有空儿就跑去亲自主持各种在押囚犯的审理，在他的龙威震慑下，许多想要“搞小动作”的官员也都不好下手，断案的公平公正更容易得到保障。尤其几乎每年夏天都要搞一次“虑囚”，宋真宗针对长期关押的囚犯进行“劳改”和处理，如果有一些囚犯“洗心革面”意向较明显，可以进行从轻处罚甚至释放，避免他们多受苦。此外，这位仁慈的皇帝还亲自审理过一些重要的贪污腐败案件，比如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齐化基案、孙朴案等，实实在在为“反腐倡廉”作了大贡献。

　　宋史学者王云海曾说：“宋代司法制度基本达到我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顶峰。”然而在宋真宗之前，宋朝司法体系存在一些“漏洞”，对冤案、错案这类问题并不能有效处理。但宋真宗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举措，是真正将宋朝司法推上了又一个高度。

　　宋真宗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、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的改革举措，在很大程度上对减少冤假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说白了，纠察刑狱司是设立在京师的司法机构，作用就是监督京师司法官员和地方司法事件的大小审批，这和西方的“分权制衡”有相似，但又略胜其一筹，正如知制诰、纠察在京刑狱范镇言：“先帝圣德仁明，钦恤庶狱，以京师浩穰，刑狱最繁，故建设纠察一司，令澄审真伪，欲使凡受罪者自以不冤。”在作用上，刑狱司大大发挥了监察监督效果，保障了司法的公平公正。

　　除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刑狱司之外，在司法制度上，宋真宗还进行了“官员改制”。宋真宗制定了“三课法”，对地方官定期考核，3次考核顺利通过有升迁机会，尤其是对于司法官来说，更有着明确规定的考核升级年限。为了更好地保证官员质量，宋朝官员还有“试用期”，不犯错才能转正，假如有一点点贪污犯罪的“黑点”，就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，这先进的制度甚至和我们现代有些相似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司法制度上的严谨、缜密，才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的公平公正，杜绝了万千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。

　　在宋真宗司法改革的影响下，宋朝的司法制度得以一路沿袭发展。即便是出现冤案、错案，大宋朝也能有最好的方法弥补，来保障司法公平公正。假如出现冤案错案，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调查、问责处理。在当时，一套较为完备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已然形成，制度大体可概括为“故入人罪”、“故出人罪”、“失入人罪”和“失出人罪”四个概念，简单来讲，故入人罪就是司法官故意判无罪人有罪，故出人罪是司法官故意判有罪人无罪，失入认罪是司法官误判无罪人有罪，失出人罪是司法官误判有罪人无罪。当然，故意犯罪的惩罚最重，基本可将被追责的司法官和罪犯以“同罪”处理，假如犯人是司法官故意判了死刑，那么追责的话，司法官也同样被处死刑。

　　因为故意犯罪的后果很严重，就吓退了一部分“知法犯法”的司法官，他们就不敢以身犯险，就只好死了那颗“浮躁、想搞小动作”的心遵守司法制度、好好断案了。而一旦冤案、错案是司法官误判，也会尽最大可能给无辜受连累者最大弥补——在为其“雪冤”后，给其家人极其丰裕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保障。

　　在宋真宗司法改革的深远影响下，宋朝司法制度体系得到了极大完善，给中国封建社会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参考借鉴。以至于在当今时代所沿用的司法制度中，仍然能看到宋朝司法制度的缩影和元素，这无疑也是对历史优秀传统的一种传承和创新发展。

　　参考资料：陈景良《浅谈宋代司法传统中的若干问题》、金纲《大宋帝国三百年6：真宗赵恒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