品读苏东坡之王安石：吹落黄花遍地金
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遍地金‍‌‍‍‌‍‌‍‍‍‌‍‍‌‍‍‍‌
/王安石：吹落黄花遍地金
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遍地金。
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
——《咏菊》
这首《咏菊》是王安石与苏轼合作的诗，据说前两句是王安石所作，后两句是苏轼所写。关于这首诗的来历，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。
流传最广的说法是，有一回苏轼到王安石府里去拜访他，恰好王安石外出办事，仆人就让苏轼在书房等。苏轼边品香茗，边观看书房墙壁上的书画，当他游走到书桌旁时，才发现纸上有王安石才写的两句诗“昨夜西风过园林，吹落黄花遍地金”。
王安石和范仲淹、司马光等，都是北宋名臣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，是宋神宗时的丞相、新党领袖。所以，王安石的诗文才情，即便在文人荟萃的北宋时期，也属于出类拔萃的。苏轼反复品读这两句诗，觉得无论从诗的意境和咏味来看，都属上乘。可苏轼仔细一想却感到不太妥，这是写黄色菊花，自己的老家四川，菊花多不易落瓣，而是枯萎，风一吹花瓣是不会落满地的。苏轼性情率性本真，就忍不住取笔在纸上续写了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”。
苏轼写后见王安石还未回府，也就离去了。王安石回来后，又习惯性地来到书房，一下子就看到了苏轼的续诗。他很欣赏苏轼的才情，认为他诗文俱佳，还善书法、绘画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。但是，他对苏轼续诗的做法有点不满，觉得他有点狂傲了。因为王安石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写的诗，他故乡的秋菊便是这样落花的。事后，王安石虽然没有直接对苏轼表达他的不满，但他一直记着这件事，他要等待机会，让苏轼自己亲眼去见识一下。
宋朝的文人大多是君子，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，政见可以不同，在朝堂之上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，但是私下里的交情都不浅，彼此惺惺相惜，互相欣赏，诸如范仲淹和吕夷简，王安石和司马光、苏轼。苏轼在湖州做太守时，诗文中多有表达对王安石新政的不满之词。当时的宋神宗，是个雄心勃勃想改革的皇帝，而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，他的诗文流传很广，宋神宗担心他的诗词流传太广，对新法推进不利，于是就默许了“乌台诗案”的发生。
“乌台诗案”是宋朝的文字狱，苏轼几乎为此丢命。当时这件事满朝文武皆动，也惊动了内宫。宋神宗的祖母，即宋仁宗的皇后生病，宋神宗为了祖母病情能好转，想大赦天下，仁宗皇后说：“不须赦天下凶恶，但放了苏轼足矣。”她又对神宗说：“过去仁宗举贤，回宫时非常高兴地说：‘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。’他所指的就是苏轼和苏辙，现在苏轼获罪入狱，莫非是有人故意中伤？”那时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表为苏轼说情，他说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据说，是王安石的这句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最后他建议皇帝将苏轼贬谪到黄州做团练副使。
在黄州，苏轼看到了“西风烈、遍地金”的情景，于是他立刻明白了王安石的用意。世间事福祸相倚，苏轼这次遭贬，对他的诗文创作并非坏事。他在黄州期间，诗文创作达到了最巅峰的状态，苏词也由此走向更加成熟，著名的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。其享誉四海的“东坡”雅号也是在此地而生。
苏轼一生遭贬谪皆是由于他的“不合时宜”，起先他反对王安石变法，是因为他认为革新的速度太快，会引起社会动荡，因此遭到贬谪。宋神宗驾崩后，宋哲宗继位，由高太后辅政。高太后拥护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，所以苏轼被召回京，任礼部尚书，苏轼迎来了一生中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段。那么是不是苏轼就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后来他又反对司马光完全废除王安石新法，被当做革新派流放到岭南，差点没能生还中原。
回首历史，苏轼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。其实他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，只是不同意革新的步子跨度太大；他反对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新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可取之处。因此，苏轼穷其一生，都只能在被贬谪中度过。
王安石变法是因为他看清了宋王朝制度的弊端，所以他想励志图新，变法图强。说起宋王朝朝政的弊端，还要从宋太祖赵匡胤说起。赵匡胤目睹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之祸，所以他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方式，将军权、政权、财权全部集中在皇帝之手。赵匡胤自己本身是通过“黄袍加身”巧夺了后周柴家江山，他怕武将效仿自己，就用文官挟制武官。武官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，并且常常调防，导致“兵无常帅，帅无常师”的现象。
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，宰相的职位一般由很多人担任，另外还设了很多没必要的机构，这导致北宋王朝机构臃肿、瘫痪。因财权的集中，使王室贵族“取之无术，用之无度”，奢靡浪费成风。
除了内忧，还有外患。北方的辽国和西夏不断侵扰宋的边土。弱国无外交，懦弱的宋王朝，为了赢得短暂的和平，就向辽国和西夏称臣纳贡。这些更是加大了民众的疾苦。
宋神宗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，他非常渴望能改变宋王朝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，他希望通过变法能“富国强兵”，所以他支持王安石变法。
既然王安石变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，那么为什么会变法失败呢？或许，大多数人会认为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，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。其实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用人失当。
任何一个团队，除了领头人要有高瞻远瞩的思想、坚定的信念，关键处还要会识人、用人。汉高祖刘邦只是一介草莽，却战胜了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西楚霸王。原因是项羽的团队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拼；而刘邦的团队，文有张良、萧何等谋士，武有韩信、周勃等大将。刘邦善于发现人才，会笼络人心，他能将人才团结在自己身边，为自己所用，所以他想不成功都难。
同样的道理，王安石变法除了宋神宗支持他而外，那些品德高尚、有才能的人都成了他的反对派。王安石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，强迫大家同意变法，于是以司马光、欧阳修为首的有识之士们，都纷纷下野隐居，不问朝事。苏轼、苏辙等反对变法的人，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贬谪流放。强硬的政治手腕，对于见风使舵的人来说，或许可行，但是对于有德君子来说，他们根本不屑。
既然有德君子们都被赶出了朝堂，那么替补进来的必定是无道小人。因为大量朝臣被贬谪，革新队伍需要人选充实，一时间，一些投机之徒，便打着“革新”的旗号，混进了变法队伍。事实证明是王安石信任的人出卖了他，以致变法失败。尽管王安石自身清廉，但是那些人却在执政过程中，中饱私囊，加重了农民的疾苦，使变法的结果与变法的初衷背道而驰。
如果当初王安石能放缓变法的步子，能恰如其分地用好人，取得大部分朝臣的支持，或许变法就能成功。如果变法成功，宋王朝将会中兴，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让中原人蒙羞的“靖康耻”。历朝历代，一把手能否用好人是一门艺术，能否用好人也决定了执政者的政治生命。用错人，带给自己的，将会是毁灭性的灾难。
太刚易折，刚柔相济、广开言路才是王者之道，只是王安石这个“拗相公”太过刚愎自用。不过，王安石变法也不是一点成效也没有，至少他收复五州，拓地三千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“积贫积弱”局面。尽管在变革过程中，王安石两次被罢相，且最终以变法失败告终。但是他执政时，敢作敢为，矢志改革，把“新故相除”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，这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在王安石晚年退守金陵时，苏轼返京特地路过拜访他。尽管这两人政见不和，却是文学上的同道人，他们都是欧阳修古文复兴运动旗帜下的干将。他们十四年未曾往来，久别重逢后，两人都不计前嫌，重新走到了一起。王安石劝苏轼定居金陵，毗邻而居，以便朝夕相见。苏轼非常感动，写下《次荆公韵》四首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骑驴渺渺入荒陂，想见先生未病时。
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。
在游览金陵的过程中，苏轼写了一首《同王胜之游蒋山》，其中一句“峰多巧障日，江远欲浮天”，王安石读后非常赞叹，说：“老夫生平所作诗，无此一句。”他多次对朋友说，不知道要再过几百年，才能再出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优秀人才。苏轼对王安石也充满了倾慕之情，当他读到王安石的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时，情不自禁地叹道：“此老乃野狐狸精也。”
人世一场大梦，王安石也好，苏轼也罢，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君子。对于君子来说，那些所谓的恩恩怨怨还有什么值得再计较呢？无论是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遍地金”也好，还是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”也罢，都不如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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